2019年5月10日14：30至16：30，日本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教授应邀在本所作了《战时中日外交博弈中的自助、敌助和友助——中日战争国际化进程中若干节点的再检讨》为主题的讲座。讲座由岳谦厚教授主持，众多师生前来参加。

鹿锡俊教授以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外交战略的对立为切入点，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方的国际解决方针，即坚持中日问题须在国联、英美等第三方介入下国际解决，拒绝与日本单独解决；中国致力于通过中日问题的国际化，而赢得国际社会的援华制日；在国际解决时机到来以前，一边作必要的军事抵抗，一边回避军事决战致力于国内的统一与建设。与此相对，日方则坚持主张中日之间的问题只能由中日两国单独解决，反对任何第三方介入。

鹿教授接着提出几个问题，中日外交博弈中的自助、敌助、友助三大力量的合力中，哪个节点主要靠自助？哪个节点主要靠敌助？表现在哪里？为什么会有友助？为什么会有敌助？它和自助有何联系？他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回答。

在敌助方面，典型的表现主要是日本“刺激”下的日美冲突。随着战争扩大到第三国利益错综复杂交叉的地区以后，日占区的统治、海关的管理、战争物资的征集、对中方在外国租界的抗日活动的取缔等等，一切都难以避免和第三国的冲突。日本对第三国的要求着重于禁止对华援助，强迫列国停止向中国供应战争物资。对外国的在华利益，由“保护”变为“限制”，激化了日美冲突。由日本的“刺激”所造成的日美关系的紧张及伴之而来的美国政策的转变，给正在困境中的中国带来了转机。

在自助方面，主要是中国对欧洲局势的应对。国民政府一改过去对外工作上主要以“公理”和“利害”说服各国的援华制日的做法，改变“日本侵华即是侵害第三国在华利益”的单调论点，在继续揭露日本侵害外国在华利益的同时，着重提醒各国：日本将利用欧乱，南进侵犯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和其他利益，而中国的抗战则是对日本的最大牵制，因此唯有支持中国才能阻止日本扩大侵略范围。与此相应，对美国等第三方国家而言，由于中国抗日的意义已经从有利于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上升到同时有助于保卫他们包括南洋和欧洲在内的更广泛的世界利益，他们支撑中国抗日到底也就更加成为必然。

在友助方面，鉴于日本的自杀行为使中国成为英美德苏等各方势力都要争取的对象，蒋介石故意对英美、对德意（任何阵线）皆采取中立策略，开展了一场左右逢源的多角外交，从英美方面争取援助。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中国来说，它无疑是敌国送来的“翻身的机会”。其后不到4年，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各国的“友助”下实现了国际解决中日战争的目的。

鹿教授又重点讲述了“自助”、“敌助”与“友助”的相互关系。中国自助的成功之处，得益于对世界形势与日本政策取向的正确判断与应对，日本自身犯错带来的敌助，也为中国提供了转机。应该注意到，在中日战争走向多国战争的因果联系中，日本敌助所起到的作用大于中国的自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友助”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由日本自己促成的。归根结底，内因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的自助是赢得敌助和友助的前提。

    最后，鹿锡俊教授还和师生进行了交流。岳谦厚教授对本次讲座作了总结。讲座圆满结束。